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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陆建德谈《围城》:钱锺书的语言功夫对现代汉语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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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意气风发的方鸿渐,1938年回国任教清华的钱锺书夫妇……昨日的方鸿渐或许就是你我生活中的某一瞬间。2019年4月13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文学评论》原主编陆建德受邀来到清华大学,围绕着钱锺书小说《围城》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陆建德结合自己对钱锺书的印象以及与杨绛的交往经历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了解读。
《围城》是钱锺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小说塑造了抗战开初一类知识分子的群像,生动反映了在国家特定时期,特殊人群的行为操守以及困惑;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氛围。钱锺书在《围城·序》中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部小说所揭示人性弱点与人类的精神困境,在今天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而在钱锺书的夫人杨绛看来,“《管锥篇》《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时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
以下为陆建德讲座节选:

学者陆建德谈《围城》:钱锺书的语言功夫对现代汉语有贡献

学者陆建德谈《围城》:钱锺书的语言功夫对现代汉语有贡献
陆建德
“庚款”学生的讽刺与自嘲
钱锺书跟中国传统文人不大一样。后者一般怎样?我们看大量的古典诗词,不少诗人或者文章家对自己评价都特别高。……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幽默感就会比较少。……但我们看钱锺书的《围城》,处处有反讽和自嘲。
1908年,美国用庚子赔款退还款的一部分创立了清华学堂,随后一批批学生考取庚款留学美国,当时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另外一部分的余款由1924年中美共同组建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管理支配。这基金会现在还在运转,不过是在中国台湾。
钱锺书1929年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1933年毕业后回到上海。在光华大学教了两年书,又是跟庚款有关——他考上了英国当时退还中国的庚款,所以钱锺书就是一个庚款学生。在民国时候,履历表上填自己是庚款学生是很荣耀的。庚款学生出去不容易,都要经过考试筛选,可不是自己直接联系一个学校就去读书了。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后来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鼻祖曹禺。当然,钱锺书怎么评价曹禺,我不大敢说(笑)。如果仔细看看的话,《围城》里有个人物褚慎明原名就叫家宝,背后是不是有一点暗通(曹禺)?我不敢确定。但钱锺书早先写东西不大有顾忌,兴之所至,随手拈来,有时候是要跟人开开玩笑的。
清华读书时,钱锺书有一个老师,叫艾·阿·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瑞恰慈和钱锺书同一年到的清华,说到这个老师钱锺书绝对不会在自己任何著作里开他的玩笑。知道一点20世纪欧美文学批评史的人都知道,瑞恰慈是“新批评派”的先锋人物。他之前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很年轻就出了几本书,比如《实用批评》《文学批评的原则》,在英语世界影响都很大。瑞恰慈离开清华以后到哈佛,从1930年代一直到他去世,一直是哈佛的教授,而且是终身教授,地位非常高。
瑞恰慈对中国文学有一点影响在哪里?在他的著作里面对一些阅读现象是持批评态度。比如他有一个概念叫“滥情”,他认为不管是阅读还是创作,不能太滥情,不能动不动就被里面一个人物感动地流眼泪,他视这种情况为不佳,分析得非常尖锐。钱锺书学到这一点一个大学本科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他在清华的时候就给国内比较有名的文学刊物写文章,笔墨非常老练,而且评论起人来一丝不苟,甚至不留情面。再有,瑞恰慈来的时候把他关于文学批评的一些新的理论,还有当时最新的一些创作动态,都教给学生了,所以钱锺书那一辈学生非常幸运。钱先生在大学本科时写的文学评论里,就谈到过T.S.艾略特的《荒原》,而这部诗作1937年前后才译介成中文的,显然是通过瑞恰慈。
这里还要强调一下,钱锺书批判滥情同他的幽默感是有联系的。钱锺书跟中国传统文人不大一样。后者一般怎样?我们看大量的古典诗词,不少诗人或者文章家对自己评价都特别高,不管是李白还是杜甫,或者才能远不及他们的人都养成一种习惯,好像是在一道明亮的光下来看自己——自我歌唱或者自我美化的成分特别多,从楚辞就开始了。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幽默感就会比较少。有幽默感的人去看这个世界,虽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的毛病,但你不一定愤怒地谴责它,你会学得比较宽容,同时具备一点自我嘲讽的能力。中国传统文人大都缺少自我嘲讽的能力,这跟他们中一部分人缺少幽默感有关系。但我们看钱锺书的《围城》,处处有反讽和自嘲。在钱锺书笔下,没有一个太简单的理想人物。我们千万不要把钱锺书跟方鸿渐完全等同起来,方鸿渐是一个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有缺陷的人,但他并不会因为有缺陷而不那么可爱,人总是要有一点缺陷才好,这在钱锺书写《围城》时把握得特别好。中国传统文化里好人、坏人间有着僵硬的分野,导致人们阅读的时候先要分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复杂的。
在当时钱锺书这个年龄段,像他这般如此谙熟古文写作的人不是没有,但他的外文也特别好,两者兼备像他这么突出的就没有几个了。钱锺书一方面从古文中汲取营养,同时又从外文中借鉴了一些修辞手法。这使得他的文字资源异常丰富,写作的武库里修辞武器特别多。同时钱锺书又对自己很警觉,他不大喜欢回忆。曾说有的人写回忆文章或者自传时,想象力就变得特别丰富,而真的让他写作的时候,想象力则十分平庸。他知道有人是借着回忆个人身世来自我标榜,所以就说如果叫他写回忆文章,是绝对不做的。他曾说一旦要写回忆文章,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小鬼跳出来跟我作对。这个小鬼是什么?就是希望自己为自己美言几句。他说人有时候禁不住要受这种诱惑,“我要来写回忆录的话,这个小鬼肯定要捉弄我。”
“记钱锺书与《围城》”
小说真正有了全社会的影响力是1990年《围城》这部电视剧的推出。……同名电视剧我是看了的,在我看它远不及小说内容丰富。因为钱锺书先生是喜欢讽刺挖苦的,他的讽刺可以说无处不在,你一一不留神,没有在意,他那有趣的目的就逃过了读者的眼睛。所以读《围城》要非常耐心,慢慢地读。
在抗战时期,钱锺书的经历挺坎坷的。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拿到了一个学位B.Litt(Bachelor of Letter,副博士),在牛津大学拿这个学位的人一定是特别优秀的,它不是博士学位,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往往是庸才,而拿B.Litt的人则特别有自信。钱先生两年时间拿到学位,之后和杨绛在巴黎游学一年回到中国。那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他们一开始想去西南联大,但后来回到上海发现再去昆明十分困难。当时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湖南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教书。钱锺书写文章有一股傲气,但在家里其实还是很听话的,父亲让他也来这里教书,他不得不去。钱锺书在蓝田教书这一时期对他日后创作帮助很大,他去的这一路耳闻目睹,看到很多内地学校中的老师,这些世态人情慢慢就跟后来《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有很多联系。我们不好说三闾大学的谁就是谁,一一对号入座,这不仅不礼貌,也有失风趣。
杨绛先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写过一本《记钱锺书与<围城>》,在这本书里给了大家一些提示,有一些提示她不能说得太详细,只能读者自己体会。但通过她的提示,我们会看得出来钱锺书把他生活里从小长大,包括小时候一些亲戚,很多见闻和阅历都写进了《围城》里面。当时杨绛先生曾送过我一本,还题了字,现在翻开来看心里还是暖暖的。杨先生一直活到105岁,曾有一段时间,我作为她曾供职单位的一员,每年都会去看望她,向她请教一些问题,从中受益良多。按照杨绛的说法,钱锺书是在1944年,他们夫妇都生活在上海期间开始创作《围城》的,1946年完成。
郑振铎先生同钱锺书夫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交往颇多。我们现在要对抗战时期上海的文化生活有一种丰富的想象,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时候文化生活特别单调、乏味,不尽然。那个时期上海的出版业极其发达,中国传统的版画集,非常精美而且是套色的,就是由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出版。当时郑振铎在上海主编《文艺复兴》杂志,一本文学期刊。《文艺复兴》自1947年起开始连载《围城》,连载完以后,再作为单行本出版。所以《围城》在解放之前已经有一个全本。
钱锺书当年在《围城》前言里有一个短短的重印前记,非常短,两页多一点。他说曾经想写一部作品,《围城》之后的《百合心》,但这个稿子后来丢掉了。《百合心》的稿件具体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十分敏感的时期,蒋介石的政权摇摇欲坠,新的政权也在怀胎十月过程中,这本书里会不会有一些话题比较敏感?我不知道。但钱锺书先生说1949年夏天从上海到北京来,回到了清华大学,这个稿子已经没有了,那时候北京已经解放了。
我们看《百合心》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受到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南方人很喜欢吃百合,带点苦艾艾的味道。百合一瓣一瓣剥开来后,里面是空心的。这一点让我想到在西洋戏剧里易卜生的《培尔·金特》,里面剥洋葱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不断被剥落的洋葱皮正是培尔·金特在一生中所扮演的一层又一层的身份……人的内在是不是有着一个坚定不移的内核,还是像百合、洋葱一样是中空的,没有芯。我觉得钱先生有可能在探索这方面的话题。
在抗战期间钱锺书和杨绛没有理想的工作,他们是有民族自尊心的,所以宁可艰苦度日,同时两个人都从事创作。杨绛在1940年代末,用先生自己话说,她的戏剧在上海演出以后影响比较大,实际上她可能要比钱锺书还要更有名一些。钱锺书《围城》出版以后,是在解放前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长时间里,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会提到这本书。这本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再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有很多人开始关注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继而发现1940年代的上海滩还有像钱锺书、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当然,钱锺书和杨绛不一定喜欢张爱玲的作品,有些地方可能还有些暗讽。但随着夏志清的介绍,大家慢慢知道了钱锺书的创作成就。
《围城》这本书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当时反响不一定很大。但我们已经可以从小说中看出很多新风,看到人物塑造的丰厚性。1980年之前,人们习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创作和读解人物,在那之后以复旦大学卢新华短篇小说《伤痕》为代表,讲述“文革”创伤的“伤痕文学”又风靡全国,大家又开始去分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但《围城》不一样,它把人世间的多元性、复杂性,好坏交杂成熟的人生态度呈现给大家。小说真正有了全社会的影响力是1990年《围城》这部电视剧的推出,当时电视剧连带小说,包括钱锺书和杨绛夫妇一下子在中国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同名电视剧我是看了的,在我看它远不及小说内容丰富。因为钱锺书先生是喜欢讽刺挖苦的,他的讽刺可以说无处不在,你一一不留神,没有在意,他那有趣的目的就逃过了读者的眼睛。所以读《围城》要非常耐心,慢慢地读。

学者陆建德谈《围城》:钱锺书的语言功夫对现代汉语有贡献

学者陆建德谈《围城》:钱锺书的语言功夫对现代汉语有贡献
新婚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邮轮赴英留学。
“相对而言,钱锺书对方鸿渐还是友好一些的”
钱锺书和别的作家不一样在于,他写这个人身上的缺点毛病,却不会令读者心生厌恶。《围城》中所有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缺点背后是人性的弱点,不是说他们都道貌岸然,而是每个人都有可笑之处。
民国期间的中国学界很多人以留学生身份标榜自己,但那时候很多留学生出去究竟读的什么书?究竟拿到什么学位?在国民党时期的教育部门没有一个严格的审查制度。不像现在,留学生回来以后,学位先要到教育部下属的机构去认证,那时候没有。中国读书人,传统文人身上很多都有那么一点虚荣心的,觉得自己应该做大官,做宰相,如果让他们做县官,往往就要满腹牢骚。有一句话叫“屈居下僚”,其实是值得现代人反思的。但正是有这种传统观念,他们出洋留学归来,往往就会把自己这段经历重新描画一番,甚至是描金烫红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像这种人在民国年间的知识分子中是不少的,钱锺书作为一个相对年轻些的知识分子,他又不能直说你这个学位是骗人的,你这段经历是编造的,所以他就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讽刺挖苦。
打开《围城》,开头便是经红海到印度洋的这条船上——我们知道钱锺书和杨绛当年从巴黎游学归来,回国便是坐轮船。坐船是件蛮有趣的事,不同的舱位就是不同的社交圈子,在甲板上也是一个戏台。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大家都是天涯过客临时凑在一起,可能明天就靠岸天各一方了,所以这个情况下人们摆脱了“熟人社会”,往往就会对自己要求放低一点。钱锺书夫妇把坐船的见闻也揉汇进了小说。
这条邮轮上有方鸿渐和苏文纨,他们都不是正面角色。方鸿渐在国外读书数载,学无所成,最终写信给美国的一个爱尔兰人。为什么是爱尔兰人,这些细节大家要注意。因为当时爱尔兰人在美国地位稍微低一些。由于比较穷,所以他们中有人在社会寻活路就会走捷径,其中之一就是专门给外国人贩卖假文凭。方鸿渐就写信找他,30美金混到了一个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钱锺书小说中的描绘并非出自杜撰,实际上是有类似事情的。方鸿渐回国以后有人请他来做讲座,介绍他出场的人很无知,说“克莱登大学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府,地位仿佛清华大学”。所以钱锺书先生真是很可爱,自己母校的玩笑也要开开(笑)。但玩笑归玩笑,但钱、杨二位心底最爱的学术机构是清华大学,他们毕生的稿费后来全部捐给清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目前这个基金收到的版税所得已超过五千万元。
钱锺书自嘲的范围特别广。他本人是无锡人,《围城》里的方鸿渐呢,介绍到他的籍贯时说他们那个城里面一些行当特别有名,磨豆腐、打铁,还出泥娃娃,对江苏文化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便知道这都是无锡特产。钱锺书用一个无锡人做主角,但并没有用十分恭维的笔触描写无锡人。我们会觉得他有种种缺点,但我们心里最终还是能够接受他的。钱锺书和别的作家不一样在于,他写这个人身上的缺点毛病,却不会令读者心生厌恶。《围城》中所有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缺点背后是人性的弱点,不是说他们都道貌岸然,而是每个人都有可笑之处。
相对而言,钱锺书对方鸿渐还是友好一些的。船上还有一位后来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苏文纨。但是钱锺书先生描写苏文纨,我觉得有时候也不大客气。苏文纨在甲板上有一个躺椅,你看看风景蛮好的,但苏文纨不是看风景,而是看书,书一直拿在手上。钱锺书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在读书?用不着在公众场合把读书的样子摆给大家看。这里钱先生还给读者一个小小的提示,他没有说得太明确,苏小姐很可能在读一本法文书。这背后牵出来一条线索:法国在庚子赔款的管理上并不是很好,管理这一款项的人在法国里昂建了一所大学,叫中法大学。据我所知,当年很多去中法大学的人并没有好好读书,纯粹是混个文凭回国可以糊弄人。
苏文纨在中法大学做做中国现代诗人的研究。这一点,其实看得出钱锺书挖苦是很凶的。这在当时中国留学生里面是有代表性的,出国以后做什么?反而开始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哲学。钱锺书在牛津做什么?研究16到18世纪英国文史资料或文学作品中关于中国园林描述的历史,当年没有电脑搜索,他要靠自己大量阅读,然后整理出一个脉络,来讲那时候英国著作里怎么讲中国的园林。这是不容易的,他用这个拿了B.Litt学位。钱锺书觉得中国现代诗历史这么短,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需要什么来做研究?而且你的导师,他有资格指导你这方面的论文吗?所以他这些讽刺都是在不动声色之中,两个人对话外人看来是在非常礼貌地进行,但这背后钱锺书都是在给苏文纨难堪。有时候这种难堪是不动声色的,有时候这种难堪钱锺书是忍不住要跳出来的。
我觉得他忍不住的时候特别多,有时候忍得住一点也许更好。他实际上讽刺挖苦的驱动力太强了,把它关在盒子里关都关不住。有一次苏文纨坐在甲板的躺椅上读法文书,边上有一个太太带着小孩子在甲板上散步,那个母亲带着小孩子到苏文婉边上去,小孩子手会伸出来。钱锺书说“苏文纨握住他的手”,其实并不是表示友好,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位女士有爱心,挺喜欢孩子的。钱锺书下面说了一句话,“她怕这个孩子的手弄脏她的衣服”。像类似这样的描写,看似是出于很好的动机,背后都有比较自私的驱动力。钱锺书善于做这样的冷眼旁观,英文中有个词语叫sinister,中文里找对照,可以是“人心惟危”。我们说这个人比较cynical,或者比较cynic,就是比较愤世嫉俗,讽世者的意味。钱锺书经常这样,他会看透人世间背后的这种算计,一般人可能会受骗上当,但钱先生不会为表象所迷,但这样清醒有时候也是很累的,读者有时候也不免会感到稍微有点累。
“钱锺书身上有一种稚气”
除了写景,钱先生写对话也是一绝,在中国现代文学里面,真是一个高手。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中国作家总的来说写对话能力不是很强,但钱先生是个例外。一方面他集成了《红楼梦》中对话精彩的传统,另外一方面他留过学,知道怎么样把说话变成一种艺术。可中国近几十年来,能把说话作为一种艺术的本事正在消亡。
从红海邮轮上一些中国人开始写起,回到中国登岸大家作别,每个人又开始继续演各自的人生大戏。我们知道那时候留学生回到中国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我们(自己的高校)比较自信,每个人都要看你的研究能力,看你的学术成果。那时候一张洋文凭就是金字招牌,你可能没写过什么东西,但马上可以做副教授、教授。钱锺书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在《围城》里对在他之前的中国留学生说话不大恭敬,他心里是不大看得起的。这就讲到钱锺书为何离开西南联大的缘由,是不是对有些前辈讲话不太客气?对此杨绛先生是否认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在所有场合说话都特别妥帖,但实际上可能要复杂一些。当然这背后原因很多,我们不深究。钱锺书夫妇生活在上海,之前又有过辗转各地的经历,这些累加在一起使他们两写出来的东西带有强烈的时代和地域背景,而这又是很多逃难到内地,不管是在重庆还是延安的人所不具备的。
钱锺书在《围城》中运用了很多修辞手法,这其中不少是舶来的。比如他说方鸿渐最恨小城市里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类似这样的笔法在外文中其实很常见,叫做“矛盾修辞法”,比如“开明的愚蠢”“明亮的黑夜”。钱先生中文好,但他很多语法是借鉴外国的,这一点在鲁迅作品中也很常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征:有些句式不像是地道的中国话,而是一种文化杂糅。外文叫做“Hybrid”,钱先生的行文中杂糅性,杂交性特别多,这反倒成为他一个优势。
小说里赵辛楣跟方鸿渐关系不错,赵的社会地位各方面比方鸿渐要高一些,他跟汪处厚的太太有一点微妙的感情共鸣,有一天两个人出去散步。那时候在中国,一个有夫之妇和一个未婚的青年男士晚饭后结伴散步,好像是逾越了一点规矩了。后来被汪处厚发现大怒,要两个人老实交代。这个场景是蛮尴尬的,但钱先生还是在此夹杂了一些玩笑话。小说中描写汪处厚手拍桌子,仿佛从前法官拍惊堂木,这是恼怒至极了,但马上笔锋一转,又说他“偷偷地把拍痛的手掌擦着大腿”。这个反转在英文中叫做“comic relief”,comic带着起伏性,relief突然放松了,一种喜剧性的穿插调剂。修辞学上,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anticlimax”,反高潮,或者叫做突降法。通过非常微小的细节呈现出来,这就是钱锺书的本事,他善于捕捉这些细节,让大家看到。我们读小说的时候,也要从无数细小的细节里去捕捉作家的用心。
钱锺书写景状物是一流的。《围城》中这样的描写俯拾皆是,比如谈到下雨,“一会儿,雨点密起来,可是还不像下雨,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调皮着,滚着跳着,顽皮得够了,然后趁势落地……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串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瘢似的水涡,随生随灭,息息不停……”除了写景,钱先生写对话也是一绝,在中国现代文学里面,真是一个高手。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中国作家总的来说写对话能力不是很强,但钱先生是个例外。一方面他集成了《红楼梦》中对话精彩的传统,另外一方面他留过学,知道怎么样把说话变成一种艺术。可中国近几十年来,能把说话作为一种艺术的本事正在消亡。在英国文学中,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对话就特别有趣,听来让人觉得愉悦,听完之后又会觉得有所得。《围城》的对话也给我们一些有趣的刺激,这些小小的刺激就是我们的语言和文化的滋养。
《围城》中还有一个背景,中国现代教育兴起。这使我们跟世界接轨的必然,要办新式学堂必须有这么一套制度上的设置。怎样办好一个大学,有很多方针、政策、手段都要借鉴外国学校。但钱锺书觉得有时候我们过于想跟世界接轨,很多事情做得反倒不是很贴切。比如钱锺书讲到当时教育部来了一个学监,喜欢说大话,要把我们的学校办得如何如何,具体到这个学校就要跟牛津、剑桥一样推行导师制。《围城》在这里是讽刺的,因为很多东西平移过来行不通,有没有这样的师资,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历史传统,教师跟学生的比例是怎么样的?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你再勉强试试看,而不是学一些皮毛,做做样子。钱锺书几乎把讽刺的笔触,涉及到中国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对而言,不知道这算钱先生的长处还是短处,他好像从来没有讽刺过英国或英国人。可能是那个时候在英国读书的人对外国还是有一定成见的,也抱着一种老大帝国的心态,这种态度或多或少在钱锺书身上带了一点。所以他要讽刺起来,也是选对象的。
但他当年这种锋芒毕露的讽刺挖苦,我这里要表示一点保留意见。钱先生有位清华的老师叫叶公超,英文很好,修养也很好。叶公超曾经在鲁迅逝世以后评过鲁迅,认为在文学里面,有时候讽刺挖苦不能太多,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之后就不叫讽刺了。叶公超这句话对钱先生是有教益的,钱先生有时候也是讽刺挖苦起来就收不住,比如他特别喜欢描写人不好的长相,而且是把描写落在实处。但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措辞还是应该谨慎小心些。写了别人的长相,又加上许多比喻,尽管读来蛮妙的,但还是会让人觉得是在炫才。
钱先生的中文本事太好了,这体现在《围城》的动词使用得特别好。一个人驾驭语言的能力,不是看你用了多少形容词或者副词,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能否确切地使用动词的能力。中国人作诗讲究诗眼,这个诗眼往往就是动词。钱先生在写小说的时候,看着他是在平铺直叙,但这个过程里面经常会镶嵌一些特别恰当的词,可能大家心中皆有,但下笔就写不出来的词。比如他讲天气渐热,青蛙开始鸣叫,不是说哇哇地叫,而是用了一个词,“试声”,学着发音,小小的两个字既点出了变化,也显出一种聒噪,非常妙。可以说他语言武库里面不光是十八般兵器,三十六般、七十二般也是有的。他这种语言的功夫是对现代汉语的贡献。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提出过一个观点,“语言并不单纯是思维的产物,思维反过来会被语言所影响、塑造。”语言如果持续退化,都用很空乏、不具体的语言,这最终也会让我们的意识和思想变得苍白、粗糙。钱锺书通过他的小说创作,通过他的文字,使我们变得练达,对生活更有体会。
钱锺书在1949年以后没有再写小说,他不创作实在是太可惜了。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也本该是个非常好的文学批评家,从他早期的评论文章来看,绝对有益于中国人文学批评意识的培养,但后来他的学问变成了《管锥编》《谈艺录》笔记式的学问,而一两万字的评论文章就很少见了。改革开放后他最有名的一篇论文是《诗可以怨》,但总体来说,他还是应该多写些早期的,丝毫不客气的,充满反讽的批评文章,这对整个知识界帮助才更大。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受到波及,曾经有一度要“拔白旗”,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杨绛的论文都是“白旗”……这些运动对他的创作以及正常的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压制。杨绛先生曾说钱锺书身上有一种稚气。文学所的老先生们回忆和钱锺书在一起的往事,也觉得他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他随口总是妙语迭出,不管是说到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都通吃。现在如果还能把这些老先生们都发动起来回忆下钱锺书当年的语录,那会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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