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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孤儿”与他们的牧民母亲,内蒙古草原的大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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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前饥饿肆虐的年岁,大批出生于江南各地的弃儿被集中送到北方,他们被称为“上海孤儿”。这些远离故土的孩子在养父母的照顾下长大成人,他们的曲折经历,拂去历史尘埃后,成为一个个特殊年代里折射人性光芒的真实故事。
其中,3000名“上海孤儿”被送到了内蒙古草原,他们与牧民母亲、与大草原的故事和情感,是11月21日公映的影片《海林都》的主题。
“海林都”音译自蒙语,意为“爱之歌”。11月17日,《海林都》编剧胡绍祥在影片的上海试映会上说,自己在前期采风时才真正了解到孤儿和草原母亲的故事和感情,他说,那里的爱和别处不一样,不自私,不设限。“一位蒙古族母亲为了让收养的孩子吃上西瓜,牵着一只羊走了很远,终于用羊换到了一个西瓜。”
与一位“上海孤儿”一起生活劳动的经历也让胡绍祥感到震撼,昔日的孤儿已经60岁,每天到草原上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很重的体力活。他虽然不是蒙古族,但是已经完全融入了草原。”结合多位孤儿和母亲的经历,胡绍祥开始撰写剧本,让这一脱胎于真实历史的故事呈现出来。

三年困难时期,大量弃婴出现在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等江南地区各大城市,但这些城市同样食物匮乏,孤儿们命悬一线。幸运的是,当年的内蒙古第一书记乌兰夫得知了这一情况。他了解到,江南地区各大城市的福利机构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加上粮食形势日趋严峻,福利机构已经无力抚养。乌兰夫随即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接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
仅1960年一年,内蒙古就安置了2000多名南方来的孤儿。在内蒙古之后,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也陆续接收了大批弃婴。这一次大转移,直到1963年全国粮食形势好转之后才逐渐停息。由于档案材料缺失,具体有多少孤儿被送到北方已无从统计,但据推断总人数超过一万人。
这一“当时最大规模人道主义人口迁移”,自上海北上,孩子们先乘汽车,再换火车,然后换乘汽车,还用上了勒勒车,甚至马匹。对于五六岁,甚至只有几个月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次艰难的征途,但也是求生的旅程。

当年孤儿中的两位——童娅和南方,成为影片的一条主线。内心伤痕累累的童娅,在乌兰牧骑的年轻歌手阿柔娜身上觅得母爱,终于敞开心扉,成为尚未生育的阿柔娜的养女,熬过了艰难的年代,也成长为乌兰牧骑的一员。而倔强的南方重新得到家庭温暖后,跟随爷爷拉起了马头琴,让自己的情感融入草原。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草原的都贵玛,是阿柔娜等草原母亲的原型之一。当年,年仅19岁的都贵玛承担起照顾28个来自江南的孤儿的重担。孩子们逐渐长大后,为了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她又找到收养家庭,忍痛把孩子一个个送走。胡绍祥采访都贵玛时了解到,当年为了找回一个跑出去玩的男孩子,她的眼睛不慎被柳树叶划伤,导致视力受损,“为了孩子,什么都舍得。”老人说,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
草原母亲的胸襟也传给了她们收养的孩子。一位草原孤儿长大后找到了亲生母亲,得知因为自己是女孩才被父母遗弃。但她并不怨恨,而是大度地邀请母亲和哥哥、弟弟一起去草原做客。“我觉得是草原给了她博大的胸怀,这也是我采访时最明显的感受。”胡绍祥说。
《海林都》中的音乐,时代、地域和民族特色鲜明,表达出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主要角色阿柔娜和她的丈夫朝鲁,都是乌兰牧骑的成员,他们为牧民演唱,拉起欢快的马头琴,民族传统音乐为这部基调凝重的影片带来了浪漫和欢愉。
乌兰牧骑是影片的另一条主线。作为活跃在内蒙古各地的演出队,乌兰牧骑的出现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口分布有关,也与蒙古族对音乐、舞蹈的挚爱有关。内蒙古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牧区走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需要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演出团队。1957年6月17日,第一支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成立。
《海林都》中,马头琴和长调等蒙古族传统音乐占有重要位置。乌兰牧骑的演出场景、欢快的牧民日常生活、特殊年代无法言语的愤怒,都通过音乐表达出来。影片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也融入了根植于民族传统的浪漫。比如,当狼群包围蒙古包时,额吉(蒙古族对母亲的称谓)抱着孤儿们轻声歌唱,狼群在歌声中慢慢离开。遇到了母骆驼抛弃驼羔的情况,牧民马上找来马头琴乐手,在马头琴的伴奏下轻抚母驼唱起劝奶歌,让母驼接受自己的孩子。
音乐不仅引入神秘与浪漫,它与超越民族和血缘的大爱之间,有着无法言说却切实存在的关联。
责编: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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